所谓“富可敌国”，私人如果拥有足够的财力，再和地方势力相勾结，这让皇帝还怎么睡安稳觉？为此，封建政府必须对商人采取抑制的措施。但这并不意味封建王朝不需要商业经济，封建王朝所需的一些物资是农业无法大规模生产的。秦始皇就曾非常看重两个商人，一个是乌氏夥，一个是寡妇清。他们一个为秦始皇提供大量的牲畜，一个为秦始皇提供丹砂等矿产，秦始皇对他们十分看重，一个获得了秦朝的封爵，一个被秦始皇封为“节妇”，并为她筑台纪念。汉朝在汉高祖之后，吕后当政，汉朝也一度放松了对商人的限制。《史记》记载：“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西汉初年，国家百废待兴，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刺激经济发展，而是一味的奉行刻板的政策，对国家百害而无一利。况且，商业活动也能为国家提供税赋收入，缓解汉初的财政困难。因此，在西汉初年，国家对商人总体上还是扶植的态度，减少了对商人的限制，但也没有脱离重农抑商政策的框架。在大汉盛世，有商人一半的功劳在汉朝放松对商业的禁锢这一背景下，汉朝的商业经济获得了大发展。汉代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在“市”中进行，也就是说商业活动有固定的场所。在汉代长安城之中，最早设立了东西两个市，后来这一数字上升到了九个。汉代的市是一个二百六十步长的方形院落，而市与市之间的间距为四里，每一个市都筑有围墙，在围墙的每一面都会设立一个大门，供人们进出。

　　在每一个市门处都会设立门监，负责日常管理。市与门监在汉朝之前就已经存在，最早的时候门监手里拿着的是刻着尺寸的皮鞭，专门用来惩罚那些触犯法令的人。每天清晨的时候，市门打开，人们可以进入市中进行交易，到了傍晚，市门就会关闭。在市中，有根据商品种类而排列的商肆，也叫“列肆”，这里市专供商品售卖的地方。之所以为什么要按种类整齐排列，主要是为了官府收税和管理的方便。在市的四个角落，会设置有邸店，也就是仓库，专门用来存放货物。在市中，会有呈十字或井字形的道路，被称为“隧”。长安东西两市建设时间长，规模大，因而有交叉分布的四条道路，呈井字形，其余市则只有两条道路，呈十字形。在市的中央，还会有市楼，市楼上会设置吏员用来“俯察百隧”，监管市场。同时，市楼之上还会设置鼓和旗，每天开市和闭市都由吏员在市楼上擂鼓或摇旗指挥。除了城市里的正规交易场所之外，汉代也存在民间的小集市，这在后来发展成为“草市”。民间的小集市也是汉代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城市中的市不同之处在于监管并不是很严格，且只是定期进行。而在汉代的边疆以及军队之中，也有专门的“军市”，可以满足屯戍在外的士兵以及军营里的将士日常所需。而在这些市场之中，所交易的商品种类也还是比较丰富的，诸如盐、油、醋、酒等日常用品，皮革、药材、织物等生活用品以及各种生产工具，都是应有尽有。

　　这些产品，一部分来自农民的在农闲时间生产的农副产品，一部分就是商人在手工业作坊中专门生产的手工业产品。私人经营的手工业作坊在当时非常兴盛，手工业种类齐全，生产规模十分宏大。在这样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催生出不少的商业大亨，他们涉足的领域包括长途贩运、盐铁冶炼、囤积、农林畜牧、金融信贷等众多的行业。临邛卓氏、山东程氏、宛城孔氏，都是西汉著名的冶铁商人。宣曲任氏以贩粮起家、无盐氏以信贷起家、桥姚以畜牧业起家、师史以贩运起家，都成为当时著名的累世富豪。司马迁描述当时商业繁荣的盛况之时曾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但汉武盛世，却竟是商人的噩梦。汉朝商业经济的繁荣，在文景之世达到一个历史高度，但之后的汉武帝一朝，商人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汉武帝一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众多的豪强大家。我们之前说，封建官府与工商业者之间是有本质矛盾的，皇帝不能容忍商人与国家争夺劳动人口，也不能容忍商人掌握过多的社会财富。汉初之所以实行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但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社会经济已经十分繁荣，汉朝国力已经十分强大。此时，国家与商人之间的矛盾迅速突出。但国家也不能明目张胆的侵夺商人的财富，必须得有合理的理由，汉武帝以“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为由，在汉朝推行禁榷制度。

　　所谓禁榷制度就是由官府对一些重要的商品实行垄断专卖，我们所熟知的盐铁官营就是禁榷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武帝之所以要实行这一制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敛财，为汉武帝的北平匈奴事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同时，也是为了打击富商大贾，将最有利可图的社会行业收归国有，从而使那些赖此为生的商人无利可图。如果说禁榷制度是汉武帝给商人的当头棒喝的话，那接下来的“算缗”与“告缗”制度才是商人真正的噩梦。算缗制度早在汉朝初年，汉高祖当政时期就已经在实行，在汉惠帝以后被废弃。而在汉武帝时代，在张汤、桑弘羊等人的推动之下，汉武帝重新恢复了算缗制度。所谓算缗制度就是由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个税种，汉高祖曾说要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即为此意。算缗制度要求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要向国家申报自己的交易额，然后进行征税。商人按两千钱征一算的标准进行征收，一算是一百二十钱；而手工业者是四千钱征一算，比商人少一半。车和船也是要征税的，平民的车每一辆征收一算，商人征两算，船五丈以上征一算。如果说有人对官府隐瞒或者少报财产，其家产会被没收，并被罚戍边一年。官府是鼓励民众进行告发的，一旦告发属实，官府会把被举报人家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奖给举报人，这一制度叫做“告缗”。在告缗制度刺激下，汉朝告发之风盛行，大量富豪被抄家，财产充公，家人沦为奴婢。汉武帝的算缗、告缗政策给予了工商业者以致命的打击，在加上汉武帝推行的其他打击商人的经济政策，使得汉代的商业经济迅速衰退，完全不复文景之治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