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农业是国家之本，是封建政权赖以维持地位的根本。商业活动在封建社会的地位仅被视做社会经济的一种补充，其不能挑战农业的主体地位，这是封建王朝对商业的定位。在汉朝，由于汉朝前期的贫弱，国家不得已放开了对商业经济的限制。但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注定是暂时的，由于社会形势的缓和，汉朝注定是要重新强化重农抑商政策的。汉武帝对商业经济的态度十分强硬，其大肆掠夺商人，抢占商业利益，以此充实国库并打击商人。汉武帝的做法为后世封建王朝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使得工商业者在中国古代长期被官府所侵夺，而这极大的限制了中国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但西汉王朝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西汉出现过多个盛世，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我们整个民族后来都以这个朝代的名字命名。大汉王朝开疆拓土，声威远播，四夷宾服，曾经强盛无比。我们今天来看看，西汉商业发展是什么情形，真实的历史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都知道商业的发达主要地是要依靠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要依靠于广大的市场和安定的社会。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社会秩序纷然大乱。一方面，农村残破，田野荒芜；另一方面，城市毁灭，手工业破产。富者堡聚山谷，苟全性命；贫者或自卖为奴婢，或饿死沟壑。社会购买力，已经降到零点。直到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由此可想见秦、汉之际社会的凋零，所以西汉初年除了那些趁火打劫，囤积粮食、走私外族的人成为巨富之外，汉初商业比较凋敝。弃农从商，舍本逐末经过文景之治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向上和消费力的提高，商业遂以一日千里之势，展开了超越前古的发展。有段记载很能反映当时人们的心态，“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整个社会弃农从商，舍本逐末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发展到影响农业生产的地步。反过来看，百姓舍本逐末，有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方是贵族官僚的侵夺，另一方面恰恰是商人积累财富后，对农民土地的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离开土地，流入城中从事手工业、商业，如此间接地推动了都市经济的发展。用都市经济来描述西汉的商业状况，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失掉土地的农民，成群结队的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激增，从而发展了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的活动。手工业的发展推动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又刺激手工业的发展，二者互为因果，于是西汉的都市经济逐渐走向繁荣。西汉的都市有很多，第一当然要数长安，是关中地区的商业中心；汉中、四川一带的都市有成都、临邛、广汉等等；西北一带由于和匈奴、羌族接壤，天水、陇西成为皮毛、牲畜交易的中心；燕赵地区的大都市为邯郸，是东北重要的都市；齐鲁地区的都市为临淄，临淄在战国就很繁华，到了西汉更加繁盛；在淮河流域的都市则要属彭城与寿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必然造成商品的生产过剩，所以对于商路的保障和国外市场开辟有更高的要求。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和后来西汉对于西域的经营管理，不得不说没有商业方面的考虑。汉武帝时以长安为中心，西至塔里木盆地和中亚，西南至四川、贵州、云南和印度，东南到福建、广东和安南、南洋，东北到辽东和朝鲜、日本，都有中国商人的活动。同时，东南西北各国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西汉的国际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都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表现，无数的富商大贾也是商业兴盛最直接的证明！西汉的大商人有的自秦代延续下来，有的是西汉新出现的。这些富商大贾，涉猎、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盐铁、粮食、牛马、酱园、屠宰、造船、竹木、油漆、布帛等等无所不包。根据相关记载，这些富商大贾的资产都是无比巨大的数字，动辄几十、上百千万，武帝后期的大商人，竟有积资达一万万的，足见当时商业资本蓄积的雄厚！秦汉距离上古时代未远，社会生产力应该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但是西汉的商业居然如此的繁荣，确实超乎人们的想象。普通百姓弃农从商，涌入城市，促进都市经济的繁荣；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促使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以上的种种造成了富商巨贾比比皆是，家资以千万计！

　　刘从戎陪着云日格在参观走访繁昌县城内的商业发展情况时，则也对现在出现的问题丝毫不避讳。同时又向云日格说明，在西汉时期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整个社会的手工业则也是很发达的。当今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一般对古代王朝的制度与文化进行研究比较多，而对于古代商业的研究就比较少，以至于现代很多人认为中原王朝是依靠小农经济维持整个体系的运转。但如果真正去研究王朝的运转方式，我们就会知道仅仅依靠小农经济，很难维持一个大的王朝的运转。更不要提还要进行一些大的基建项目、对外战争，以及进行一些文化的建设。中原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外贸易获得资本，推动整个体系的运转。而之所以中原王朝给后来人一种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现象，主要还是因为中原王朝实行一定程度上的垄断贸易。所以民间商业在发展上受到限制，形成了一种中原王朝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假象。早在汉朝时期司马迁就把商业运行的方式很好地呈现出来，主要记载到了《史记·货值列传》之中。其实，我们从司马迁的著述，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汉王朝的商业构成，以及汉朝商业与手工业兴盛的真正原因。

　　一、司马迁的《史记·货值列传》记录了汉朝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司马迁的《史记·货值列传》是一部十分大胆，而且具有时代突破性的创作。我们知道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界最为重要的“先锋”，也因为大胆阐述自己的观点，被施以宫刑。在司马迁《货值列传》一书中，主要写出了各个地区的产出商品，还有曾经能够搅动风云的富商大贾，如范蠡、白圭等等。在司马迁那个时代，汉朝以职业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也就是传统的“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士族最被社会所看重，农民次之，而手工业和商业最被社会所排斥。

　　手工业与商业被社会所排斥，一方面是汉族属于贵族时代，贵族掌握着王朝的真正权力，也就是贵族成为官僚和封地主。贵族主要通过封地上的产出来获得利益，所以就需要重视农业，来维系自身的稳定。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手工业与商业，会影响王朝垄断型商业的发展。其实在秦朝与汉朝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商业已经十分发达。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个地方势力比较强大，而周天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而地方恰好需要进行商品贸易的往来，促进了商业的出现与发展。在春秋时期，最早称霸的齐国，就是通过商业上的改革，迅速崛起的。齐国的管仲留下的《管子》一书，就很清晰地表述出他对于商业的看法，以及对于商业改革的促进方式。根据“《管子》记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他通过对齐国商业的改革，使得齐国最先强大起来。但齐国的改革有好处也有坏处。管仲通过对齐国商业改革，使得齐国十分富有，其缺陷就是齐国主要还是以联盟为主，难以形成真正的势力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