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釉陶

　　汉代制陶业的一项新发明，是浓厚的棕黄色和绿色的釉陶。烧成温度约为摄氏 800度左右，内胎呈砖红色。釉药中含有多量的氧化铅，故称“铅釉”。由于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所以也称“北方釉陶”。开始出现于西汉中期，先在陕西中部和河南流行，西汉后期，迅速普及到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东汉时，长江流域也有所见。棕黄色的釉陶出现较早，绿色的釉陶出现较晚，但东汉时后者大量流行，较前者更为普遍。器物种类有鼎、钟等仿铜容器，也有仓、灶、井、楼阁等模型及鸡、狗等动物偶象。由于陶质不坚，釉也易于脱落或变质，只存在于墓葬中而不见于居住址，可以认为是专供随葬用的。铅釉陶器在西汉中期突然出现，可能是由于汉通西域以后，受到西亚方面釉陶影响的关系。但也有人认为，虽然西亚的釉陶与汉代的铅釉陶同属低温烧成，但釉的成份不同，两者未必有关。南方各地的硬陶上有时有一层薄釉，或黄或绿，颜色都很浅，烧成温度甚高，是属于商周以来传统的青釉。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有一种附有双耳的陶瓶，胎壁呈紫褐色，甚坚硬，颈部和肩部施较厚的绿色釉，也属青釉系统。

　　4、青瓷

　　东汉后期，首先是在浙江省绍兴、上虞一带，开始出现了青瓷器。釉呈淡青色，质地和火候等都符合瓷器的标准。器形主要是广口、扁圆腹、平底的四系罐。同样的四系罐在安徽省亳县东汉末年的曹氏墓中亦有多量的发现，釉色光亮，质地纯净，说明当时青瓷器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青瓷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汉代陶艺最高成就，可以说是铅釉陶的生产。我国带釉陶器早在商周时期即有发现，但生产少。西汉宣帝以后，在关中、河南等地较多出现，东汉普及全国，数量大增，成为汉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陶器品种。这种釉陶器，胎体是陶，釉是以铜和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铅的氧化物作助熔剂的釉。铅釉陶烧成温度低，大多为 700℃，所以叫低温铅釉陶器。铅釉陶器的特点是：釉的熔融温度低，高温下粘度小，流动性较大可以比较均匀地覆盖在器物表面，冷却后的釉清澈透明，平整光滑，玻璃质较强，指数较高，光彩照人，有很高的装饰作用。由于烧成温度低，胎体不结实，釉中铅含量高，所以不大作食器，大多作装饰器和明器，汉代几乎全作明器，器形有：鼎、盒、壶、仓、灶、井、水碓、磨、楼阁、池塘等等。汉代铅陶的大量烧制成功，不仅是汉代陶器的一大成就和特点，开创我国低温釉陶大量生产之先河，而且对我国汉以后陶器生产影响深远，唐代的三彩陶，宋明的琉璃釉陶均从中发展而来。

　　参观完了陶瓷坊后，见时间快到未时了刘从戎、朱家等人就陪着云日格去往繁昌县城内。繁昌县城和西汉时期的一般县城差不多，主要街道都是南北向或者是东西向的。而由于繁昌地处皖南地区也是进入江南的门户，在加上人口比较多，所以要比北方地区除三辅地区外的县城大一些，为三横三纵格局。也就是说整个县城，是以三条东西向的街道和三条南北向的街道组成。至于其间的其它街巷，则也都与这六条主干道相互连接。而在这六条县城主干道的两旁，都有很多家门面店铺。说实话汉武帝时期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主要表现为官营手工业的繁荣和私营手工业的衰落。汉武帝时期，官营手工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丝织业是官营手工业的重要领域，西域输入的织机技术被广泛采用，提高了丝织品的产量和质量。此外，官营手工业的管理制度也得到了完善，确保了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和效率。与官营手工业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私营手工业在汉武帝时期逐渐衰落。这主要是由于盐铁专卖和铸币权的收归国有，冶铁业、煮盐业和铸钱业等利润丰厚的行业被政府垄断。私营手工业失去了这些关键领域的市场份额，导致整体发展受挫。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汉武帝时期政府实施了重农抑商政策，进一步抑制了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盐铁专卖和铸币权的收归国有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这些措施不仅影响了手工业的利润空间，还导致了私营手工业者的生存环境恶化。皖南地区乃至扬州府由于有刘从戎等人的庇护，再加上是新经济政策实施的重点地区，在对商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上面，还算是全国最好的区域了，可以说仅次于东越地区。至于其它地区商业很是发达地方，就要算是蜀郡和长安三辅地区和那时的洛阳地区了。

　　自从秦朝以来，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得到普遍执行，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往往会借助各种手段对商人进行剥削与压制。但是，做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封建王朝并不能完全排斥商业活动。就总体来说，商业在中国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状态之中，而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也并非始终如一的得到严厉执行。秦朝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十五年的时间，十五年的时间放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之中只是短短一瞬，还不足以让我们完全窥见一项政策的运动变化。一般而言，在关注中国古代某一项具有持续性的政策的时候，人们都是从汉朝开始看起。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即位称帝，建立了大汉王朝。而在汉朝建立之初，刘邦沿袭了秦朝以来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人厉行压抑，刘邦曾规定：“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刘邦是反秦义军的一位首领，在推翻秦朝之后却将秦朝的政策奉为圭臬，将其一一继承，这说明秦朝所建立的制度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是符合古代社会的实际的。重农抑商政策最早是在战国时期，由著名的变法家商鞅为秦国制定，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一般来说商业活动才是来钱最快的社会行业，秦国想要富国强兵，不去发展商业，却要打击商业，这一操作着实让人有些匪夷所思。因为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石。而作为农业社会的统治机器，封建官府对财富的需求高度依赖于农业生产，向农民收取田税是官府获取财富最主要的手段。

　　尽管商业活动创造财富的效率更高，但商业活动所产生的财富主要受益人还是商人，财富不为国有而为民有，这是与封建官府“富国”的目的相违背的。并且，一旦商业活动不受限制，商业以其“利”的属性势必会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其中，司马迁曾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生来就有趋利的属性，一旦商业活动不受限制，其势必吸引大量的劳动人口脱离农业生产，加入“殖产兴业”的大军之中。而这对封建官府来说是最不利的局面，农业人口的流失不但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萎缩，更会造成国家无法获取足够的人力用以满足军事和建设的需求。封建官府之所以实行“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打击商业活动，就是为了把人口束缚在土地之上，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财富，以维持封建王朝的运转，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如果放在战国的大背景之下，秦国想要从战国群雄争霸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就要有足够的士兵和劳动力，有足够的粮食，这样才能持续的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为此必须最大限度的将人民限制在土地之上，尽可能的让他们劳动繁衍，而不是在各国各地到处流动。此外，如果商人掌握大量的社会财富，这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政治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