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以候邑、迁徙和含有少数民族成分的郡县名
汉制有“县有蛮夷曰道”的命名规则，因此，像僰道、湔氐道、刚氐道、灵关道这样的县，便出自这种命名方式。如僰道，应劭曰：“僰侯国也”，“本僰人居之”。《水经注》引《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元和郡县志》：“戎獠之中，最有人道，故其字从人”。《夷裔考》也载有“僰人者，其先世本华人，有罪贬远方，以僰围之。故其字从棘、从人”。严道县，“始皇二十五年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此地，汉为县，故曰严道，属蜀郡”。辖今雅安、荥经、汉源三县地。什邡县，属广汉郡，《元和郡县志》曰：“高祖封雍齿为什邡侯，应劭曰：‘什音十’故曰什邡，俗名雍齿城”。邛都县，越巂郡治所在，“本邛都国，汉为县”，“因邛邑名也”。盖其县为邛君所居之邑为县名，《说文解字》：“邑，国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日，凡邑之属皆从邑”，即秦汉时期少数民族首领所居之都邑也。此外，汉时称少数民族首领也有“邑君”、“夷邑长”之称谓。徙县，即以古部落名称为县名。“徙音斯，或曰徙榆蛮也，亦曰榆”，《史记·西南夷列传》曰：“自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笮都最大”，又《史记·大宛传》有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可见，徙当为当时西南夷众多部族之一。郫县，《太平寰宇记》曰：“古郫邑也，秦灭蜀，因而县之”。青衣县，《水经注》云：“县，故青衣羌国也”。鱼复县，《水经注》曰：“故鱼国也”、又“春秋时庸国之鱼邑也”，此外，还有会无、阑等都是以候邑而发展成为县名的。
第四，以物产、动植物等定为县名
笮，《元和郡县志》记曰：“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笮”。大笮、笮秦、定笮，这些都是带有“笮”的地名。朐忍县，《四川郡县志》引《十三州志》：“朐忍地下湿，多朐忍虫，故以为名。”《汉书》注亦引云：“朐忍县，朐，音蠢；忍，音闰，其地下湿，多朐忍虫，因以名县”。
第五，保留秦时在此地区的郡县地名
“汉承秦制”，在许多方面汉朝都是秦朝的继承者，在秦朝设置的一些郡县地名上，汉朝也是很好地继承着，尤其是对秦时在四川所设置的一些郡县地名上，汉朝统治者基本上没有作过多的改动，只是认为秦时郡县稍大，稍作了些开置。“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取巴······。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汉书·高帝纪》亦载：“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任乃强先生考证曰：“巴、蜀地置三十二县，汉中郡只九县。合三郡为四十一县”。此四十一县虽不可全知，从中亦可见，秦时在今四川设置的县也是较多的。据蒲孝荣《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中记载：有据者仅十九县，即成都、郫、广都、繁、蒲阳、临邛、严道、葭萌、南安、湔氐、武阳、僰道、江州、垫江、朐忍、阆中、枳、鱼复、巫。在这十九县中，除了蒲阳没有出现在西汉所设置的县中，其他有据之十八县，汉朝对其做了全部的继承。
第六，其他形式的命名方式
如绵竹县，《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其“地宜竹，因名”。武阳县，《读史方舆纪要》曰：“相传蜀国故城也。汉因之”。临江县，“莽曰监江”。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解释道：“本以制盐成邑。古盐字与临字监字常混用。此县在巴与秦，本曰盐江。汉作临江，非因其临江。巴国盐泉，皆去江岸远，惟此县二溪盐泉去江岸近而旺盛，巴人当时发现甚早，兼以水旺面阔，利亚于巫泉，故早得‘盐江’之称”。成都县，《太平寰宇记》以周太王徙于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葭萌县，战国时“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
西汉时期益州的这些郡县地名，从历史上讲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巴、蜀二郡的名称，虽承袭历史而来，其影响也是至远至深。长期以来，巴蜀文化便是历史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不仅如此，巴蜀内部也具有不同的文化风格，“巴将蜀相”是对其不同文化风格的最好诠释。广汉、犍为、越巂三郡，是汉朝新置。县名的稳定性可由它的使用时期的长短、久远显示出来。使用的时期愈长，稳定性就愈为显著；使用时期短暂，稳定性也就相应地减低，甚至说不上具有什么稳定性。西汉时期益州部分郡县地名具有悠久的历史。益州设置的县名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当属新都县。县城始建于前490年左右，由古蜀王开明氏所建，是“蜀之三都”之一。《华阳国志·蜀志》：“新都县，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先秦时期，蜀王鱼凫氏都郫，开明氏便从郫徙邑于天隳山（今天回山）外沱江之北，称为新都。秦灭蜀后，于此置新都县。从新都的这段总体历史来看，新都在历史长河中有较频繁的变迁改置、撤销时常发生，但时间都是很短暂的，很快又恢复县制。郫县历史也是相当悠久的，“郫邑，蜀望帝理汶山下邑曰郫，是也。秦灭蜀，因而县之，不改”。《蜀纪》：“杜宇一名杜主，代鱼凫王蜀，徙都于郫，即杜鹃城也”。郫这一地名早在蜀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然直到秦灭巴蜀之后两年，即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年），在巴蜀并行分封与郡县制。郫县即正式建县，隶属蜀郡。《四川郡县志》引《太平寰宇记》曰：“古郫邑也，秦灭蜀，因而县之”。其他县地名一直延用至今的还有成都、广汉、什邡、繁县、梓潼、绵竹、阆中、垫江、涪陵、资中、巫、犍为、越巂13个存在历史愈千年以上的县名，占我朝在益州境内设置县名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说到这里，马玉明抱歉地对刘从戎讲定国公，我平时看书不是很多才疏学浅就知道这些相关东西了，其余的东西还是您来继续讲比较合适。刘从戎听后笑着对马玉明讲你说得很不错，那我就接着你的讲，不勉为其难了。说着话他喝了口御酒，又点着了吕宋草吸了几口后，说那我就先给你们说说在益州境内的城市特点。我朝在巴蜀民族地区设置的这类城市较多，一方面有利于对边地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加强军队的部署，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整体控制。巴地的江州城已经从先秦时期的城市雏形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功能结构更加完备，规模进一步拓展的城市。江州因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秦代以前，域内城市发展远远落后于蜀地的成都平原和巴郡所辖的嘉陵江中游广大地区，这里也常作为朝廷贬谪流放罪犯的地方，因此城市功能较为单一。江州城四周建设有高垒深墙，城内工商业并不发达，它所具有的功能则主要在于军事功用和政治统治。江州城在整体格局上是一个隔江而治、城郭分置的城市，官舍居于“北府”，起到政治中心的控制作用。市井中心位于“南城”，便于长途商贸水运，是城市的经济中心。可以看出，江州城从先秦时期单一的军事功能性城市逐步变为既具有军事功能，又兼有经济社会功能等多功能的城市。巴蜀地区治所城市有各类官营商业，它们主要是铁、盐等关系国家命脉的行业，由此反映出的经济生产管理功能在城市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自西汉起，巴蜀地区的县治城市中冶制业和井盐生产逐步地兴起，到东汉时，巴蜀地区的多个县治城市成为了铜铁业或盐业生产的基地与管理中心。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蜀郡的临邛设有铁官、盐官，《华阳国志·蜀志》中临邛县条也载“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有铁祖庙祠”。
犍为郡的武阳县有铁官，安南县有盐官和铁官；巴郡的朐忍县有盐官。《华阳国志》卷 1《巴志》载巴郡临江县（治所为今重庆忠县）中曰：“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从以上文字记载可以看出，西汉临江县无盐官，东汉时期开始设置盐官一职。除以上的一些县治城市设置有铁官、盐官外，其他巴蜀地区的城市也有设置盐铁官。大量盐、铁官在汉代巴蜀城市中的设置，反映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为中央王朝进一步加强对地区各物质资源的控制与获取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蜀郡成都为代表的巴蜀商业中心城市的兴起，更展现出城市的经济功能。秦时蜀郡守筑成都大城和少城，为官员、手工业者和商贾居住之地，农业人口大多数被排除在城市以外。大城为郡治所在地，少城则为县治所在地。少城又被分为南北二城，北部居官署，南部居商贾，可见集市已经出现于少城的内外。
汉代成都城的布局基本沿袭了秦时的布局，但随着成都城经济功能的逐步发展，加上人口快速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成都城的形态也随之产生变化。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年）“立成都郭、十八门，于是郡县多城观矣”，城市形态显得更加的完备。两汉之际的成都已经成为名闻全国的五大都市之一，在汉代五都（即汉代的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中，以成都人口最多，仅次于当时的都城长安，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城市。
成都商贸业的繁荣正是成都经济功能的反映，成都也成为当时国内贸易市场的一个中心随着中央王朝加强对巴蜀地区的进一步控制与开发，巴蜀地区郡县城市的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而巴蜀地区的部分郡县城市，因为交通条件的便捷，出产物资的丰富，因而逐步成为域内商贸流通的中心或交通运输的节点。良好的城市发展条件，进一步显现出城市的交通与商贸功能，从而丰富了巴蜀地区城市的类型。秦汉时期的蜀郡治所成都，其拥有便利的交通、各类商品物资极为丰富、商贸发达、商人和商品都汇聚于此。正如左思《蜀都赋》中所述：“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呈繁。都人士女，袨服靓装。买贸墆鬻，舛错纵横。”后来扬雄撰《蜀都赋》则对成都商业的描述为“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万物更凑，四时迭代”。成都市场上所售卖的商品，不但有巴蜀所产的商品，同时还有来自东西南北各地的商品。随着各种物资向城内的汇聚，商贸业的繁荣，成都在汉代已经是东西南北货物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从成都城的布局看，城内外出现了多个集市，以此实现商品的贸易流通，同时在城市中出现了大量从事商品贸易的商贾。他们来往于各地进行贸易活动，这也大大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成都因为经济的影响力逐渐与周边郡县城市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引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随着成都经济文化建设的高速发展，使它最终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西南国际大都会。
我国古代城邑选址的重要原则是以交通便捷为重要依据，一个城市的行政管理、军事统治或者是经济交流得以实现都必须依靠便捷的交通条件。在汉代，巴蜀地区的江州、临江、南浦、朐忍、汉安、江阳等县城均临江、临河，有了水路便捷条件，加之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港口。它们所拥有的港口其主要是为商品运输交流所用，同时也兼顾军用物资等官府物资的运输，因此这些城市也逐步发展成为以港口通商为主的港口城市。巴郡所辖的江州、临江、鱼复、涪陵、朐忍等城市，其均在长江上游流域及支流的沿线，是长江航运的重要交通节点。这些城市均出产井盐等商品物资，文献记载如临江县在监、涂二溪设置有盐官。鱼复县汉代有橘官，且为贡品贩运至朝廷。朐忍在汉代设有盐官，在县南设有橘官。涪陵县为汉武帝时期设置，汉代此地出产茶、丹、漆、密、蜡等物，常常作为商品外销。汉代巴郡所辖长江流域沿线多个县城具有较为便利的水路交通，形成的运输线可以便捷地将各城市的物资销往区域内及其周边地区。蜀郡所辖的成都、南安、僰道、江阳、汉安、符县等城市，也因为有较为优越的水路交通便利，较为便利地实现了物资的交换。成都城内外有郫江（即今成都府河）穿城而过，南北物资则可以通过与岷江、沱江等水路相互接连运至成都城内。都城所产的蜀锦、漆器等物也通过水路和陆路向外输出贸易。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在犍为郡下设置江阳县。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改枝江都尉为江阳郡，治所在江阳县。
据《博徒论》中称赞江阳之盐，就此可说明东汉时期江阳县境内井盐生产可能已经比较繁荣了。另据《华阳国志》卷 3《蜀志》中记载：“江阳县，郡治……有富义盐井。”富义盐井本名富世盐井，富义盐井所在地位于沱江边，因此该研究所产之井盐则可以利用“水通”之便利。由“江阳”地方“江中”航路的畅通，将食盐通过沱江水道运送到泸州，然后进入长江航道。江阳县拥有的水路之利则成为这一地区物资运输中转的便捷通道。除此以外，汉安、符县等城市所拥有的便捷水道也成为这些县城与外界物资交换的重要途径之一。经以上的分析可见：郡县治所城市以盐官、铁官作为盐业或冶铁业的生产基地与管理中心，城市的商业贸易功能在秦汉之际就已经确定下来。成都作为巴蜀地区商业大都市的盛况，随着汉代中央王朝加强对该城的开发而逐渐形成。而作为交通枢纽类型的城市，其与军事功能、商贸、物流等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汉时这些城市则多是为军事功能（运兵和军需物资）。后来随着巴蜀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依托交通的优势所表现出的经济功能逐渐显现。巴蜀郡县城市在延续着行政管理和统治网络功能的同时，也逐渐地构建形成了地区性的经济贸易网络。对巴蜀地区郡县城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我是从以上几个角度的考察。这一时期巴蜀城市无论是在城市的数量还是城市建设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快速发展态势则出现于咱们这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