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皇甫规派人“举报”自己脱身的计划失败了。就在这一年，因为跟汉桓帝有些联系的“风水先生”张成，提前推算出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也可能是有人透露），就让他的儿子去杀人。然后，父子俩坦坦然笑呵呵地携手跨入监狱的大门。不久，果然遇到朝廷颁布大赦令，他们父子应该被赦免。但是，不知道是谁走露了风声，也可能是父子俩嘚瑟，被司隶校尉李膺知道了。义愤填膺的李膺决定“替天行道”，将这父子俩一同处斩。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于是怀恨在心的宦官指使张成的徒弟上书，控告“李膺等人专门蓄养太学的游士，结交各郡派到京都洛阳求学的学生和门徒，互相标榜，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迷惑和扰乱风俗。”
奏章呈上后，汉桓帝很愤怒，下诏各郡、各封国，逮捕党人，并且明白布告天下。汉桓帝直接下令逮捕李膺等所谓党人二百多人。因为有人事先逃亡，未能逮捕归案。所以，朝廷悬赏缉拿，派遣出去搜捕党人的使者，到处可以见到。按说，这是发生在京都洛阳、皇上和朝廷大臣之间的事，跟远在边疆的度辽将军那是八竿子也打不着、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当皇甫规得知因所谓“党人”而被牵连逮捕入狱的，几乎都是天下知名的贤才时，顿时恼羞成怒、拍案而起！原来，这里面，居然没有、他的名字！皇甫规心想：自己好歹也是闻名后世的“凉州三明”之一、在西州那也是数得着的英雄豪杰、当今的度辽将军。这么有名望的贤才，居然没有被捕入狱，真是奇耻大辱！不行，说什么都不能错过这趟影响声誉的名士班车，必须要想办法挤上去！
但是，他一个边关大将跟李膺这些朝堂“党人”平时也没啥联系，自然也就没人想起他、去举报他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为了能“捍卫”自己是当朝名士的“尊严”，他皇甫规还真就豁出去了！没人举报自己不是吗？那好！那我就自己举报自己！于是，皇甫规自己上书，主动揭发自己：我以前曾经推荐过前任大司农张奂，是阿附党人。并且，我过去被判处送往左校营罚服苦役时，太学生张凤等人曾经上书为我申诉辩护，这就是为党人所依附的证据。所以，我应该坐罪。汉桓帝接到奏书一看，哭笑不得：你他妈不是有病嘛！大难临头，别人避之唯恐不及、都在矢口否认、撇清关系。你倒好！主动跑上门送举报信来了！天下哪有自己举报自己的？你是不是傻？还是你觉得我？更傻？你看我抓的都是当朝名士，你也想跑过来凑凑热闹、过过名士风流的瘾？没门！我不会成全你的！没看到我正忙着吗？滚一边去！结果，事又不成！看到没有？皇甫规这次向朝廷检举揭发自己，这么严肃残酷、可能会人头落地的政治事件，居然被他搞成了“想成名”的“文坛”恶作剧、儿戏！而汉桓帝居然就网开一面、放他一马？说到底，这里面既有朝廷对他“朋友圈”、人际往来知根知底的原因，也有对他为国分忧、卓越超群能力的认可和依赖的因素。不过，像皇甫规这样一个虽然出身名门、文武双全、声名显赫、威震一方，但性情刚烈，任性使气、屡次冒犯上级、特行独立的优秀人才，如果是放在今天，他还这么干，那将会面临怎样的遭遇和命运呢？
讲完了“凉州三明”，见还有时间刘从戎就继续往下讲。曹魏嘉平三年（251），刚刚在陇西拒蜀一战中大放异彩的邓艾，把注意力放在了北方的并州。他注意到那里的匈奴部落似乎有点不安分，右贤王刘豹将分散的匈奴各部落“并为一部”，武力强盛，让人颇为担心。这位年过半百、却依然处于上升期的名将献上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建议将刘豹所部分为二国，再拉拢其中一派，“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这样不费一兵一卒，便可使得边境安宁。当时，高平陵之变已经发生，司马氏正在逐步蚕食魏国的政权。虽然内部变乱丛生，外部也动荡不安，但是天下一统的大势已经无法阻止。并州的异动，就像一个小感冒，虽然有点痛苦，但稍微忍忍就能扛过去。毕竟，匈奴的威慑力，已经远不如从前。东汉以来，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逐渐内迁，依附于中原的王朝。中原的统治者们也乐见其成，因为这样一来削弱了匈奴的实力，二来增加了抵御其它少数民族的力量。建安末年，曹操为了加强对南匈奴的管理，将单于部众分为五部，并选派官员担任司马监视之。而南单于也不得不远离单于庭，作为人质居住在魏国的都城。从曹操到邓艾，都遵循同样一个策略：分化、分化，再分化。
一方面，南单于和各位名王入质中原，被迫与匈奴部众分开。另一方面，匈奴部众也总是被分化成几国，再与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在一起。虽然他们有一定的武力，但其实是一盘散沙，也就不足为惧了。邓艾上言建议分化匈奴的四十八年后，正值西晋贾南风当政，一个叫江统的人上表了著名的《徙戎论》。他不无忧虑地提到并州的情况：“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少数民族迁出关外。可是，汉人与各少数民族杂居的趋势已成必然。隔离华夷的做法，明显是办不到的，就算这个建议被采纳，也只会造成更大的变乱。所谓“戎狄乱华”，并不是因，而是西晋王朝结出的果。巧合的是，第一颗果，就落在了并州。曹魏咸熙年间（264-265），作为南匈奴“上供”的人质，来自并州的刘渊走进了洛阳。关于刘渊的族属，有非常大的争议。史书记载他是匈奴人，父亲就是右贤王刘豹。但经过学者考证，刘渊极有可能是“杂胡”的一种，也就是屠各人。原来的匈奴帝国本就是由众多部落族群所组成，南迁之后又和并州屠各杂居在一起，早就融为一体了。无论刘渊是否为刘豹之子，刘渊是否是匈奴人的嫡系血脉，他一定出身匈奴贵族无疑，不然也不可能成为质子。刘渊从小就是一个接受了汉化的“新匈奴人”。他学的是汉语，读的是《诗经》《尚书》《孙吴兵法》《史记》等经典。同时，他弓马娴熟，不失草原重武的气质。他曾对同门说：“每次看书，我都鄙视随何、陆贾无武，周勃、灌婴无文。若有一物不知，是君子的耻辱呀。随、陆二人遇到汉高祖而不能建功立业，周勃、灌婴遇到汉文帝不能兴文教，可惜啊！”他的志向，是做一个辅佐皇帝的文武双全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