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北大两位被他提及的师长，脸色更是猝不及防，谁也没有想到苏亦会把他们的地位拔得那么高！

　　一时之间，被邀请过来的校外来宾，望向苏秉琦跟宿柏的目光，满是羡慕。

　　苏亦这小子是在给他们在考古学界内的地位定调呢。

　　以他现在的地位，说给师长的学界地位定调，还有些尚早，并没有权威性。

　　然而，以他的潜力，未来达到什么高度，谁也无法预料。

　　可是有这样出众的弟子，谁不高兴呢！

　　实际上，苏亦在拔高诸位师长的同时，也在拔高他的地位，君不见，他已经把他自己跟裴文中、梁思永、苏秉琦、宿柏诸位先生并列了。

　　诸位先生都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他就是一个晚进学人，却在他的报告之中，与之并列。

　　也让现场的诸位师长窥视他的野心了。

　　那么他有这个资格吗？

　　现在还没有，但未来在考古学史上，肯定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这也是北大诸位师长对他的期许。

　　提问还在继续。

　　第二个提问的人，是张新。

　　他作为副秘书长，也是此次报告会的学生组织者之一，他也有这样的优先提问权利。

　　“小师兄，我听你刚才的讲述，考古学的发掘不断在改进，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地改进，然而，我怎么有种感觉，在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方面，都是西方国家领先于我们呢，难道我们国内考古学者就只能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吗？”

　　这个问题，提得就有些尖锐了。

　　承认吗？

　　有长他人志气之嫌。

　　否认吗？

　　有不尊重真相之实。

　　苏亦却没有纠结太久，直接给出他的回答。

　　他先是给出肯定，“你这个问题有些宏大了，但现代科学的起源主要发生在西方，特别是欧洲。

　　考古学也是如此，追根溯源，考古就是源自挖宝，东西方都是如此，他们都属于古物学的范畴，然而，西方考古学正式成为一个学科，还跟欧洲考古学之父——温克尔曼有关，他开始尝试在古物学的研究之中建立了新方法，甚至在他的书《古代美术史》里，把古代遗物引进欧洲古代史的研究中，打破了单纯靠古代文献研究历史的局面，使得古物学开始向考古学过渡。

　　欧洲考古学史，是一个专门的课程，未来有机会了，会跟大家开设的，今天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回到咱们国内，研究考古学史的学者并不多，现存的考古学史教材之中，也不多。比如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小史》就把咱们中国考古分为四期，其中‘宝贵期’就是追溯到春秋战国。

　　就算是咱们北大阎文儒先生的《中国考古学史》也把国内的考古学追溯到同一时期。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个人认为没有绝对的对错，就是看待事物的标准不一样。不管卫聚贤还是咱们阎先生的观点，都是可以追溯到宋代的金石学。

　　而宋代的金石学也可以等同于欧洲的古物学，研究方法，就是利用古代文献对器物的研究，跟温克尔曼所倡导的新研究方法并不一样。

　　在西方涉及古物学过渡到近代考古学，咱们国内，同样也涉及金石学过渡到考古学阶段。

　　这个方面，西方国家确实走在我们前面。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民国之前，咱们国内根本就没有近代学科的概念，都是经史子集。

　　在欧洲，他们的古物学自发的过渡到考古学，那么咱们国内的金石学有没有自发过渡到近代考古学呢？

　　有人认为有，有人认为没有。

　　实际上，历史不存在假设。

　　咱们国内的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过渡，是同步进行的，有内因也有外因。

　　先说内因，世纪之初的几次古物大发现：殷墟甲骨、汉晋木简、齐鲁封泥、秦汉瓦当、敦煌经卷等相继出土，对传统的金石学者造成不小的刺激，他们不得不扩大研究范围，把目光转向古物的出土之地。

　　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方法也在清末民初传入咱们中国。

　　一帮子西方考古学者跑来国内进行考古活动，也对中国本土学者造成影响。

　　这种情况之下，就诞生了罗王之学，有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这些就是金石学向考古学的过渡，内外因都有。

　　于是，有了马衡、董作宾、容庚、商承祚、唐兰、何士骥、关百益、朱芳圃等本土金石学者转向考古学研究，他们大部分都是罗王二人的学生门徒。

　　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非全部都是受到西方考古学的影响，同样也受到咱们国内金石学的影响。

　　当然，咱们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建，并非只有金石学者的功劳，也受梁思永先生他们这些真正受到西方近代考古学训练的学者的影响。

　　因此，咱们中国考古学与其他纯粹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近代学科不同，它既有移植西方考古学的成分，也有对本土金石学的继承部分，属于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一门学科。

　　它既受到西方考古学者的影响，也受到本土金石学者的影响，还受到从西方接受正规考古学训练的归国留学生的影响。

　　所以不能单纯地说，咱们中国考古学是完全照搬西方考古学，咱们的考古学是属于中国特色的考古学。”

　　这话一出来，众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显然，苏亦口中的“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很对大家的胃口。

　　很能引起大家民族自豪感！

　　不仅北大的学生满意，北大的师长满意，就连校外的来宾，也非常满意他这个说法。

　　实际上，在学界，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关系，还是有不少的观点。

　　比较主流的观点有：

　　考古学诞生的同时金石学终结说。

　　金石学与考古学之间的学术承续说。

　　前者认为，中国考古学与考古学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学术，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前，中国压根就不存在考古学。而考古学的产生就标志着金石学的终结。

　　实际上，这才是目前的主流说法。

　　然而，苏亦的说法，却背道而驰。

　　他赞同的就是金石学与考古学承续说。

　　也正是因为赞同这个说法，他才从这个角度来回答张新的问题。

　　甚至，他也是这种方法的践行者。

　　比如梁思永先生，他本人在哈佛受到正规考古学训练的同时，也同样在梁启超的安排之下，跟随着多位金石名家学习，因为梁启超认为研究考古学必须有传统金石学的基础。

　　从梁思永先生的身上，就清晰的看到，近代考古学跟传统金石学之间的融合迹象。

　　所以坦白的来说，苏亦回答张新的问题，提出金石学与考古学承续说的观点，对于现场的听众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的。

　　也是大家最能接受的观点。

　　因为这个观点，很好的契合在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也有利的反驳考古学全盘接受西来说的观点。

　　实际上，真实的情况，并非苏亦说的那么简单，在民国时期，留洋回来的考古学家跟本土的金石学家，是互相看不对眼的，各自有各自的圈子，甚至为获得学科话语权，还相互抨击。

　　比如早期，李济等留学归来的考古学家，为了捍卫考古学科的话语权，还曾经对金石学家的学术成果进行大力批驳。

　　可不是苏亦口中一副和谐的场景。

　　甚至，当年以容庚先生为首的金石学家创建考古学社的时候，就接受梁思永为主要社员，而忽略了李济。

　　梁思永先生还被聘为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查员等，这些机构可是都是当时金石学家的大本营，完全不带李济他们玩。

　　为啥不带？还不是李济没有金石学的背景。

　　……

　　提问环节，持续了大半个小时。

　　基本上都是北大的学生提问，苏亦来回答，大部分提问者，都是托。

　　也有不是托的。

　　毕竟并非前来听报告的都是考古专业的学生，有来自历史系其他专业的，也有来自其他院系的，除了文史哲之外，生物系、地理系也来了不少人。

　　大家的提问也是五花八门。

　　一开始苏亦还耐心讲解，下意识长篇大论。

　　后来扛不住了。

　　基本上都是长话短说。

　　比如就有外系的人问了很基础的问题，为啥苏亦研究稻作起源，不去研究人类起源。

　　显然，他们也搞不懂旧石器时期考古跟新石器时期考古有啥区别。

　　于是，苏亦为了让同学们有了直观的认知，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

　　“我个人认为，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并称为考古学领域的三大‘终极问题’，其中农业起源是划分旧新石器时代的根本标志。再进一步来说，旧石器时期考古研究的是人类起源问题；新石器时期考古研究的农业起源问题，历史时期考古解决的就是文明起源问题。”

　　当然，提问的同学也并不都是外行，比如北大生物系的学生，就被问到孢粉分析的局限性问题。

　　对此，苏亦给出肯定的回答，水稻花粉非常容易降解，在酸性或氧气性沉积环境中确实难以保存万年之久。

　　因此，他坦诚道：“所以说，我们这一次仙人洞遗址的发掘，能够通过孢粉分析鉴定出万年前的稻作遗存，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通常情况之下，应该利用浮选法寻找炭化种子或者是大化石，这些是直接证据，孢粉分析实话实说，对于环境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这一点来说，河姆渡遗址的条件就成熟很多，它就是通过孢粉分析以及炭化稻粒双重证据，确定了7000年前的栽培稻！”

　　当然，还有人提出了一个到后世都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考古是不是盗墓。

　　这也是现场不少人都在关注的问题。

　　苏亦的回答，很直接：考古不是盗墓、考古不是盗墓、考古不是盗墓。

　　他这个三连击，把提问的学生搞不会了。

　　一脸懵比，小师兄到底要干啥？

　　被冒犯了？

　　红温了？

　　苏亦不是复读机，说了三遍之后，他再次引用上面的话来回答。

　　“考古分史前考古跟历史考古，史前考古基本上跟墓葬没有关系，那么历史考古呢？在发掘的过程之中，有的会涉及墓葬，但它并非历史考古的全部。因为历史考古还有石窟寺考古、古建筑考古、城址考古等等，并非每一次的考古发掘都涉及墓葬。同样，涉及墓葬部分，也是以抢救性发掘为主，更多还是科学研究，而非以获利挖宝为主的盗墓行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其实，他的回答，很官方。

　　然而，这种回答，并没有能够让现场的所有同学都满意，但是，至少这是一个标准的答案了。

　　前世，公众始终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考古就是官方盗墓，甚至时至今日，还有人提出考古与盗墓的区别，就是有证与无证的说法。

　　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除了受到盗墓小说影视剧作品的影响，还是跟新闻学的猎奇报道有关。

　　同样，从某种角度来说，也跟国内大部分考古学家的“傲慢”有关。

　　早期，大部分学者是不屑与民众解释这种弱智问题。

　　到后面自媒体大爆发时代，话语权就给别人占领了，想要解释，就需要花千百倍的精力，还没有办法扭转民众的固有印象。

　　其实，把考古跟盗墓划等号的行为，由来已久，可以说，从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至今就存在。

　　并非简单的一句考古不是盗墓，就可以说清楚的。

　　比如民国时期，安特生在甘肃发掘半山遗址墓葬的时候，就遭受当地200多名村民的围攻。

　　搞到后面，马衡都开始在报纸上发文《考古与迷信》来罗列社会上认为田野发掘是挖坟掘墓、破坏风水等迷信处处可见，然后各种阻挠、破坏，使得田野考古无法展开。

　　梁启超也在当年欢迎瑞典皇太子的致辞里面提及此事，认为中国发坟为不道德、养成风气，难以骤改，将来慢慢改变过来，则有名望的坟墓，都可以次第发掘了。

　　其实，不止安特生，就连李济都遇到这种困扰。

　　1926年，他代表清华跟毕士博签订的《山西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第一条就是：“不得破坏坟墓或纪念性遗址遗物”。

　　即便如此，李济的第一次山西考古进展也不顺利。

　　他当年为啥把西阴村遗址作为初次发掘地点，两个原因最为重要。

　　其一，西阴村史前不含金属器，避免挖宝的怀疑。

　　其二，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墓葬，不引人注目，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

　　可就算如此，李济跟袁复礼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还是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