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都是从史料之中抠出来的说法而已。

　　当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的“考古学会”，简章说得好听，但只是停留在字面之上，属于光喊口号，没法落地。

　　实际上，马衡时期的北大考古研究室并没有弄出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

　　其实，多学科的研究，并非只有北大国学门在倡导。

　　当年李济先生也在倡导。

　　比如，1926年，西阴村遗址出土半个蚕茧，他就专门请生物学者刘崇帮忙。

　　1929年为了研究殷墟出土陶质化学成分，他就曾经委托中研院地质所的李毅对各种陶片标本进行化验；

　　1931年春季在安阳出土较大型青铜器，便通过协和医学院的步达生找到英国皇家科学工业学院采矿业教授哈罗，而哈罗就是欧洲矿业界的权威，曾分析过许多埃及的铜器。

　　不仅如此，殷墟出土的各种动物骨骼，李济也向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和德日进求助。

　　甚至抗战期间，李济还弄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做陶器比重吸水率研究，坚持运用物理观察和化学分析的方法处理殷墟陶器，对陶器原料的品质做了分析。

　　另外，李济还对金属标本进行金相分析、地貌分析等。

　　从李济的种种处理出土遗物的方法，就可以看得出来。

　　早在民国时期，考古人就开始利用科技研究考古学问题。

　　然而，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因为1948年押运文物赴台，使大陆对他学术思想的研究直接被视为禁区。

　　实际上，大陆这边对李济态度，也经历各个阶段的。

　　比如，早期考古所成立，一直希望他返回大陆担任所长，因此，首任所长就空出来，甚至一度由郑振铎先生兼任，结果，李济一直到1979年去世，都没有返回大陆。

　　因此，在他去世之前，大陆考古学史相关文章，都主动忽略他的存在。

　　苏亦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主动提及李济。

　　然而，对方作为中国科学考古的奠基者，苏亦不能提，又要追溯历史？只能提民国时期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甚至，有好多东西，没法展开。

　　比如，民国时期北大考古学会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合组的东方考古学协会。

　　有一些学者认为该团体促使了中国旧式金石学加速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化，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甚至，民国时期，北大考古学研究室起步较早却建树较少。

　　也跟中日双方合组的东方考古学协会学术合作成败的影响至关重要。

　　就是因为抗战爆发，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考古领域才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

　　不然，北大国学门也不至于如此落魄。

　　苏亦为啥说这些。

　　无非就是想要强调，考古科技或者科技考古，本就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考古学跟自然科学的结合，由来已久。

　　为啥要强调这些？

　　在古代的话，就是所谓的“法统传承”，强调考古科技的合理化。

　　既然早在半个世纪前，他们北大的前辈就懂得呼吁多学科学者参与进来解决考古学问题，就说明考古科技属于正统传承，不是什么歪门邪道，那么他一个北大的晚进学人，现在采用考古科技来解决稻作起源问题，就有章可循了。

　　到时候，有人跑出来质疑他发掘的仙人洞遗址“万年稻作遗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所采用的技术，是不是经得起科学验证的时候，就有“法统可依”了。

　　所以说，今天的学术报告会“稻作起源与考古科技”表面上看来是两个主题，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主题下的两部分。

　　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

　　就这样，苏亦从个人经历开始讲述，然后顺便向众人梳理一下“科技考古简史”，其中，几乎把受邀的各个单位所做的研究，都提及一遍，也算是宾客尽欢了！

　　其实，他的报告，讲述的内容，对于后世的学生来说，都是基础知识，然而，对于这个年代的学者来说，确实非常具有冲击力了。

　　仅仅是浮选法跟孢粉分析两种植物学技术在考古学上的运用，就足够让现场的众人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其他有名望的学者先不说，仅仅是北大考古专业77-78级这两届的学生，苏亦已经在他们的心中撒下了科技考古的种子，就等待未来在适当的时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

　　整场专题报告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报告内容讲解，第二部分则是现场提问环节。

　　整个环节，邀请过来的嘉宾反而很少提问，因为苏亦讲的东西都属于深入浅出，现场的嘉宾都是行业内的顶级专家，懂的都懂，不懂的也不好意思提问。

　　然后把提问的机会让给会场的学生。

　　北大作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地，学生是真的生猛。

　　啥提问都敢提问。

　　过去的一段时间，没少有大学者来北大交流，经常被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给搞得下不来台，比如李泽厚、曹禺等。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状况，苏亦安排了大量的托。

　　这个托，都是考古专业的学生。

　　并没有具体规定他们提什么问题，只是建议他们不要提一些出格的问题。

　　因此，率先提问的人，就是王训。

　　这位古建保护者协会的秘书长，确实应该有这个优待，要知道苏亦之所以举办这场学术报告会，就是这个家伙率先提议的，然后由他亲自操刀组织的时候，才搞得出那么大的动静，由原本的校内专题报告，扩大到京城各大科研机构与高校。

　　王训的提问，其实也很实在。

　　他是这样问：“小师兄，你今天的报告的主题是‘稻作起源与考古科技’，然而，你所讲的内容，跟我们现在学习的考古内容，却是天差地别，据我所知，咱们北大也没有相关课程。未来我们从事考古学研究，又如何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知识呢？”

　　这话一出来，不少北大的师长都纷纷点头。

　　其他的学生也纷纷侧耳聆听，期待着苏亦的回答。

　　苏亦的回答也很真诚：

　　“我的报告内容确实跟课堂所讲授的内容有差别，咱们北大也确实没有相关的课程，别说咱们北大没有，全国各大高校也没有。

　　我的报告内容，属于咱们考古学术前沿，是我的学术成果，目前还没有广泛运用。但是，现在没有开设相关课程不代表未来不会开设。

　　甚至，可以说，你们就是国内第一批接触到这些前沿知识的学生，如果未来你们工作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你们就会走在全国大多数同行的前面，这就是咱们北大的优势。

　　实际上，也是咱们北大的传统，比如当年咱们北大考古专业初创，也是没有教材的，讲授的内容也是各位师长各自研究的方向。

　　裴文中先生讲授旧石器时期考古，讲什么？当然就是讲授周口店遗址了。

　　苏秉崎先生讲授先秦考古，讲什么？当然就是讲授斗鸡台遗址了。

　　同样道理，宿柏先生讲授宋元考古，讲授什么，当然就是讲授白沙宋墓了。

　　那么我呢？我讲授的自然也是我参与发掘的仙人洞遗址。

　　至于，采用的发掘方法，这个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民国时期，在安特生之前，咱们对考古遗址的发掘，实际上就是挖宝。

　　安特生是首次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国内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尽管他的发掘方法也不完整，但是那是时代的局限性，当时欧美考古学也处于从‘古物学’向‘科学考古学’过渡阶段。

　　直到梁思永先生从留学归国，才把考古地层学的方法运用到国内考古发掘之中，甚至还提出咱们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理论——后岗三叠层。

　　此外，咱们苏秉崎先生也通过《瓦鬲的研究》为咱们中国的考古类型学奠定了基础。

　　同样，宿柏先生通过白沙宋墓的发掘，确立墓葬考古新范式。

　　诸位师长的研究，都是从无到有的，都是在走前人所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那么我呢？也在尝试着走自己的路，但是我还在探索之中。

　　稻作起源‘华南说’，不是我原创，我只是在丁颖先生的学术之上查缺补漏。

　　孢粉分析在考古学上的运用，国外已经有人走在前面，咱们地质所周坤叔研究员更是国内第一个人。

　　我在仙人洞遗址的发掘，使用的发掘方法也是在周先生的基础方法上改良的。

　　同样的，我所讲的浮选法，也是从《美国古代》杂志上查阅到相关论文才获得的灵感。

　　这个方面，都谈不上原创性。

　　但是正是有前辈在前面开路，我们这些晚辈才有章可循。

　　因此，要问你们未来的工作之中，如何接触到这些知识，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不用回答了。

　　因为你们还没有工作，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些知识了。你们今天来听我的报告，就是最好的证明！”

　　顿时，人群之中传来一阵哄笑。

　　从众人的笑声之中，也证明了大家对于他回答的满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