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依旧在呼啸，一路无话，又花差不多的时间，四人才从故宫返回西郊北大燕园。

　　返回北大，苏亦也没法闲着。

　　考古教研室这边，苏秉崎跟宿柏两位先生还在文史楼办公室等着他们回去汇报结果。

　　听说回去要见宿柏先生，许婉韵赶紧溜号，看来，师门众多弟子，都对严厉的宿先生心生阴影啊！

　　这个时候，苏亦不忘了提醒，“师姐，不要忘了，两棵松树！”

　　他比较含蓄，不好意思再强调“从此静窗闻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

　　许婉韵倒是没耍赖，而是采用拖字诀，“等你文章刊登出来再说。”

　　他俩的对话，让俞伟朝跟陈文骅一脸懵比。

　　“啥松树？”

　　陈文骅脑洞大开，“苏亦老弟，应该是借助鲁迅先生的两株枣树来抒发此时此刻的心情吧。”

　　噗嗤！

　　许婉韵绷不住了。

　　离开的时候，笑得肚子都抽筋！

　　苏亦也只能朝着陈文骅竖起大拇指，说不定鲁迅先生当年写两株枣树的时候，就是从唐代诗人李群玉创作的《书院小二松》获得灵感呢！

　　北大考古教研室的大本营，就是文史楼。

　　这是50年代，北大从沙滩红楼迁到燕园之时，扩建的建筑物。

　　灰色的清水砖墙体，简化的檐部装饰，教学楼采用歇山和庑殿顶，宿舍楼则采用硬山顶。

　　一楼是教室，二楼分东西两边，五十年代作为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办公室和教研室，三楼是图书馆阅览室。

　　文史楼，也因此而得名。

　　只不过，从六十年末开始，历史系搬到静园二院办公，而中文系则搬到对门的五院。

　　于是，现在的文史楼，就成为考古教研室的地盘了。

　　回到文史楼，发现两位主任都不在，跟办公室的老师打听，得知宿柏先生去上课了，而苏秉崎先生则去系里开会，还嘱咐他们三人回来，就先在办公室等着。

　　实际上，此刻，办公室除了一位行政人员之外，其他老师都不在，都有课。

　　于是，三人就进入里面，见到办公室空荡荡的，就先坐着闲聊。

　　对于文史楼，陈文骅最为好奇，打量四周之后感慨：“一直听说，北大的文史楼珍藏着国内最专业最权威的考古文献资料，今日终于有机会来文史楼参观了。”

　　这个时候，俞伟朝提议道：“要不，咱们先到三楼的阅览室参观一下？”

　　陈文骅很心动，却还是摇了摇头，他们现在等人，不合适离开二楼的办公室。

　　他只好感慨道：“50年代，全国文物系统在北大搞培训班的时候，我应该报名才对。这样，我也算是有机会到北大读书了！”

　　他口中的培训班，实际上，就是考古学史著名的考古界“黄埔四期”，是建国初期，国家在考古人才严重断层的情况之下，为了配合基本建设，文物局、考古所、北大联合举办的52-56年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当时留在大陆的文物考古界知名学者几乎都参与了授课。

　　后世，有学者称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救火行动，同时也成为一场文化的盘宴，后来的学生再也无此殊荣。

　　苏亦听到这话，就笑起来了，“老陈，你别开玩笑了，你是厦大历史系的高材生。一毕业，就被分配到江西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已经算是考古文博系统少有的专业人才，哪里还需要过来北大参加培训班。”

　　话虽如此，但考古学界，谁人能不向往北大考古专业呢！

　　这里群星璀璨，大师云集！

　　可能触发了对往事的回忆，俞伟朝也说：“当年的培训班，就是应急用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了156个重点工程在全国铺开，各地大搞基建，地上地下的文物都需要保护。

　　然而，当年全国搞考古，搞文物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几个人并非说笑，民国考古界的主力都随同史语所赴台，其中就包括李济先生。

　　人才不够，咋办？

　　于是，就搞出一个速成的短期培训班。

　　这样一来，分歧就来了！

　　夏鼐先生觉得考古学是科学，不可能在短期内培养那么多符合考古学要求的专业人才。当时的郑振铎先生觉得就算不能培养专业人才，搞出来一些懂技术的人才也行。

　　毕竟，考古是系统的，有技术问题，比如要学绘画、懂测绘、会照相。在发掘的时候要懂得怎么把这些有用的知识记录下来。

　　所谓的“黄埔四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这个时候，俞伟朝笑起来，说：“当时全国高校院系大合并，我们博物馆专修科，一部分转入考古专业，我跟其他三个同学一起参加了第一期培训班。教的东西确实很杂，啥都教，啥都要学，当时我们还在沙滩红楼，第二届以后才搬过来燕园这边。”

　　说到这里，他感慨道：“其实我跟老陈一样，都是稀里糊涂进入考古这一行。当时，夏先生不主张建博物馆学系。他觉得在外国，博物馆里的专家都是考古的，因此，他主张搞一个考古学科，所以我们专修科被取消。”

　　俞伟朝说的是实话，当年，教育部来函，建议将博物馆专修科置于历史系内。北大筹委会历史核心组认为设在考古专业下面合适。同时建议将文研所古器物整理室划归历史系，与其考古组合并组成考古专业。

　　对于这一段历史，陈文骅不甚了解，有些好奇：“俞老师，原来你当年在北大一开始就读的是博物馆专修科啊！”

　　“是的，当年系主任还是韩寿萱先生呢。

　　我们专修科当时有三个组，科技组、历史组、美术组，科技组的人比较少，被分配到植物系，剩下历史组跟美术组就被分入历史系。

　　我以前是属于美术组，一开始，我的心愿是跟沈从文先生到历史博物馆去研究美术史。因为我们博物馆专修科成立之后，沈先生过来给我们讲美术史方面的东西。”

　　听到这话，苏亦笑了，要是俞伟朝真的跟沈从文先生去历博搞美术史，最终估计还是要走上考古这条不归路。

　　因为后来沈从文先生的助手王丽蓉，从事的就是纺织考古的工作。

　　不仅如此，甚至俞伟朝的心愿也算达成一半，后来，苏先生退休，他在北大考古系跟宿先生意见相左，最终只能离开北大，成为历史博物馆的馆长。

　　估计，今天说这话的时候，俞伟朝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未来有一天会离开北大去历博吧！

　　今天，俞伟朝谈兴正浓。

　　说到这里，他望着苏亦笑了。

　　“从这里面看来，其实，我们博物馆专修科跟考古确实很有缘。当年有人被分到植物系，这不，苏亦这小子，现今就能利用到植物学的知识来做考古研究了！”

　　听到这话，三人都笑起来了。

　　“所以，我们跟他不一样，没有一开始就坚定从事考古研究，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是命运的随从，他则是命运的主宰。”

　　所以，俞伟朝的说法，也不算错，他俩都是命运的随从。

　　其实，他们这一代人，大部分人干考古这一行，都是被迫选择。

　　苏亦望着这两位，也是在感慨万千，一位后世的历博馆长，一位后世的“中国农业考古学之父”，他们都在感慨命运的无常。

　　不说他俩，就算是共和国考古事业的领导者夏鼐先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最后，苏亦说道：“我听说，夏鼐先生，也跟两位老师一样，当年他在清华读书，更喜欢社会科学和近现代史。结果，他本想到美国学社会经济史，听说没名额，所以报考古，后来知道有，后悔莫及。但夏鼐先生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当时不情愿，然而却成就更大的路，他因祸得福，命运造就了这位中国考古的一代宗师。两位老师未来也一定会在考古事业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听完他这话，两人哑然失笑。

　　“好家伙，你都把我们跟夏鼐先生相提并论了，你还真敢说。”

　　“有啥的，安主任都把我跟思永先生相提并论了呢！”

　　“那是人家安主任在说客套话！”

　　“哈哈哈哈，那就当安主任对我的美好祝福吧，我跟两位老师共勉！”

　　就在三人说笑间，办公室的门，终于被推开了。

　　人未至，声先到。

　　“都在说啥呢，这么开心？”

　　率先说话的是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年刚七旬的白发老者，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中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