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胡杏儿见到儿媳妇，心疼得不得了：“哎呀呀，都六个月身孕了，还在外面奔波！你这是图什么？赶紧把工作辞了，好好在家养胎！”

　　陈莲香笑道：“好啊，接下来，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此后，她参与工作的“黑室”从侍从室转到军统，负责人换成了戴笠。她只上半天班，余下时间用于休息，每天晒晒太阳，吸收日光中的紫气，面对清风明月，吸取空气中稀薄的灵气，还可以手摸玉石汲取灵气。

　　至于说破解敌人的电台讯息，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耽误，因为经过她四个月的努力，找到了破解密码的公式，繁琐的工作交给手下人处理即可，在敌人更换新的密码之前，她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最近几个月，“黑室”的工作卓有成效，及时破解了日方密电，虽然未能挽回战局，但我方损失减少三成。

　　整个淞沪会战，原本历史上，我军损失30多万人，倭国的损失约有8万人，双方的折损比例是4:1。在陈莲香这位解密专家和黑室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我方的损失降低到20万，双方的折损比例变成了2.5:1。

　　因此，统帅部高度评价陈莲香，认为她一人堪比3个师。

　　按照1937年的标准，我军一个德械师，下辖2个旅、4个团，再加上其他的特殊部队，总兵力在1万到1.2万人之间。这已经是抗战初期的最高标准了。

　　淞沪会战期间，桂系军阀投入了几个最精锐的师。每个师的兵力约有7000多人。

　　至于滇系军阀和川系军阀下辖的各个师，能有5000人就不错了。

　　徐州会战期间，川系军阀的几个师，普遍只有3000多人。

　　而一个倭国的甲级常备师团，下辖4个步兵联队和骑兵、炮兵、运输、工兵联队各1个。总兵力达到27000多人。一个乙级师团的总兵力在20000人到23000人左右。

　　由此可见，双方军力的差距。

　　抗战初期，倭军势如破竹，这是双方实力决定的。

　　陈莲香得到统帅的赞赏，短短四个月，从少校升为中校，于抗战初期这个军衔已经不低了。而军统负责人戴笠才只是少将而已。

　　陈莲香的军衔，短期内不会提升太快，但她请假休息养胎，还是没问题的。

　　因为她身份特殊，军统派了两名特务，保护她的安全。

　　这两名特务，一个叫李德明，一个叫马虎章，都是从军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不但身手不凡，而且是神枪手。

　　他们以为，陈莲香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绝对想不到陈莲香是修士，功力远在他们之上。

　　这是末法时代，所谓的武林高手，未必拥有内力。

　　有了这两名特务保护之后，陈莲香就不能轻易出门与地下党接头了。

　　不久，家里多了一个保姆和一位司机，都是地下党派来的交通员。

　　保姆本名“何芳”，化名“李芳”，35岁，福建人，1932年入党，来自闽西革命根据地。

　　闽西根据地和赣南苏区连成一片，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坚苦卓绝的红军长征途中，闽西有近3万儿女参加。而闽西地方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仍用较少的力量牵制了数万名的敌人，同时坚持了长达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1937年底，闽西根据地基本上被打散了，很多同志要么牺牲，要么逃到别处。

　　“李芳”的丈夫，是红四军的一位团长，2年前牺牲。她有过两个孩子，一个不到两岁夭折了，另一个13岁，眼见长大成人，留在闽西老家，跟祖父母一起生活。

　　司机姚恒昌，化名“李恒昌”，40岁，曾是湖南茶陵铁厂的运输工人，1931年入党。

　　“李芳”和“李恒昌”之间没有横向联系，一个接受“长江局”领导，另一个接受“重庆工委”领导，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是地下党。

　　陈莲香带回来的资料，主要交给李芳传递，因为“长江局”的级别高于“重庆工委”，有完善的电台和成熟的发报人员，可以将消息及时发往延安。

　　张明澈将一部电台交给李恒昌，通过李恒昌转交“重庆工委”，如此一来重庆工委才有电台。

　　时间进入1938年，张明澈名下的钢铁厂成为西南地区的骨干企业，月产8000吨钢材，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优良，成为全国范围内产钢最多、质量最好的企业。

　　在抗战初期，全国的钢产量仅有4万吨，且都是普通钢，兵工生产所需的特种钢、合金钢等关键材料，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张明澈的钢铁厂填补了这一空白，对抗战的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正是由于钢铁厂的重要性，它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抗战资源委员会”盯上了。

　　资源委员会由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而成，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某人兼任主任委员，翁文灏、钱昌照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秘书长。资源委员会提出出资控股钢铁厂的要求，意图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资源的统一管理。

　　张明澈虽然心有不甘，但明白在战时背景下，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他据理力争，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资源委员会出资控股51%，张明澈收回一半资金，但仍保留49%的股份。

　　从表面上看，这笔交易对张明澈来说并不划算，但他也因此获得了新的身份——他被任命为经济部副主任委员，相当于后世的五级公务员。

　　这一职位不仅让张明澈在政府中有了话语权，还使他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他的级别甚至超过了铸币局局长陈升明，后者在经济部下属的铸币局工作，熬了半辈子资历才坐到局长的位置。

　　尽管失去了对钢铁厂的完全控制权，但张明澈并未因此消沉。他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新职位，继续推动西南地区的工业发展，同时也在暗中为抗战贡献力量。他深知，战争时期，个人的得失远不如国家的存亡重要。

　　张明澈之所以“鲤鱼跃龙门”，还得益于他青帮大佬的身份。因为蒋某人也是青帮弟子，按辈分是张明澈的“师兄”。蒋主持“经济委员会”，不愿掏太多真金白银，宁愿给张明澈虚的官衔，作为经济损失的补偿。

　　而张明澈呢，对做官的兴趣不大，对个人损失也认了，因为他做这笔投资之前，就已经考虑到结果，他想为抗战尽一分心力。

　　他在筹建钢铁厂的过程中，总共花出去1200万美元，最后收回500万美元，让出51%的股份，明面上至少亏了100万美元。

　　但凡事有利有弊，有了国家资本的注入，钢铁厂的产量会有更大幅度的提升，不管是采购铁矿石和焦煤，还是售出钢材，制造枪械，都能拿到更优的价格，所以经过8年抗战之后，最终的收益还是很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