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刹海打造出一片集自然风光、居住生活、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区域。

　　说白了，就是先搞个房地产开发，赚上一笔。

　　“启动资金可能需要十几二十万，再弄个预售，资金链就断不了吧？”

　　朱翊钧回到熟悉的宫中，还在盘算着，也愈发惦记冯保的家财。

　　“抄家真是迅速发财致富的来钱道儿啊！”朱翊钧越琢磨越是心动。

　　实在是私房钱不多，历史上，张居正死后，万历才开始拼命敛财。

　　抄家、开矿、征税，号称万历搂钱的三耙子。

　　还真别说，万历怠于朝政，却勇于敛财。

　　虽然生活非常奢侈，光修定陵就耗时六年，花了八百多万两。

　　可万历打赢了三大争，在死后，还给儿子孙子留下了七百多万两的遗产。

　　如果没有这七百多万的内帑，估计小木匠和亡国劳模也坚持不了那么多年。

　　可在朱翊钧看来，如果万历没搜刮那么多钱，大明兴许还能多挺很多年。

　　毕竟，七百多万两银子，都是民脂民膏。

　　平均下去的话，也够百万百姓至少一两年的吃食。

　　兴许就因为敛财搜刮太狠，老百姓家底都光了。

　　等到天灾降临，没有抵抗力，才民不聊生、官逼民反。

　　百姓的怨气积攒到天启和崇祯年间，终于来了个大爆发。

　　所以，朱翊钧也要赚钱，也要敛财，但却不会学万历。

　　就那三招儿，逊毙了，一点也没新意。

　　朱翊钧回到皇宫，便下旨给顺天府。

　　在北京城内多修公厕、硬化道路、疏浚排水沟等等，还有成立类似环卫局的机构。

　　顺天府是京师的最高地方行政机关，所辖有宛平、大兴两县。

　　因为是首都，府尹的地位一般都较为显赫。

　　品级通常为正三品，高出一般的知府二至三级，有时还由尚书、侍郎级大臣兼管。

　　朱翊钧认为顺天府相当不称职，就算没钱干，也要上奏朝廷，请求定夺。

　　可他在外城逛了一圈，那样的道路，空气中弥漫的异味，都让他感到不适。

　　难以想象，遇到风天或雨天，泥泞的地面、流淌的脏物垃圾，简直了。

　　“石板路造价高，烧制大块的青砖行不行，用煤山堆积的煤渣呢？”

　　“或者，用三合土夯实，也比黄土路面要好得多吧？”

　　朱翊钧倒是能烧制出最简单的水泥，但需要时间，量少了也不顶用。

　　如果有时间和精力，他倒是希望尽快搞出透明玻璃，那可是赚大钱的东西。

　　当然，现在熟悉政务和朝堂官员，把改革深入推进，才是更重要的大事。

　　大明帝国在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泱泱大国。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朱翊钧相信，就是他不折腾，顺着历史原来的轨迹，也能撑个六十来年。

　　但风起于青萍之末，浪起于微澜之间。

　　参天大树的轰然倒下，也不是一时一刻的腐败侵蚀。

　　作为穿越者，他肯定有那个自信，比什么泰昌、天启和崇祯要厉害。

　　如果他都不能扭转大明的衰落，那三位哪里会有那个能力和魄力。

　　而作为华夏子孙，会眼看着几十年后，战乱丛生，大明子民死亡者达千万？

　　还是能容受遍地腥膻、金钱鼠尾，抑或是以言论罪、愚昧落后，还被吹捧的“盛世”？

　　“况且，朕只是费些脑细胞，没有风吹雨打、颠沛流离。重振大明，举手之劳，洒洒水啦！”

　　逛了大半天，朱翊钧决定好好休息一下，暂停和妹妹姐姐的动作游戏。

　　其实，乾清宫也有宫女，皇帝想啪随时都能。

　　“多好的福利，得让后世屌丝们羡慕得要死。”

　　朱翊钧吃着他点的六个菜，还喝了两杯一百八的宫廷玉液，惬意又舒爽。

　　用完膳，朱翊钧又在宫外随意走了走消食。

　　再回到东暖阁时，已经是夜幕深深，华灯明亮。

　　再明亮，也没有后世电灯那么舒适。

　　朱翊钧也养成了习惯，尽量不在夜间看书写字，费眼睛。

　　有奏疏和题本，还有从文书房调来的资料，朱翊钧便让文书房太监陈矩读给他听。

　　今天读的是文书房整理的万历年间各地上奏的灾害，以及辽东方面的奏疏。

　　万历五年，广西饥荒；

　　万历七年，苏松水灾，苏，杭织造皇供数量减半；

　　同年，北京地震，次月苏北又发生水灾；

　　万历七年，蒙古土默特部骚扰辽东，李成梁和戚继光合力抵御；

　　万历九年山西地震；

　　万历十年淮安，扬州发生海溢，淹死了两千六百多人；

　　万历十年二月，杭州兵变……

　　偌大的帝国，疆域万里，局部地区出现灾害，似乎是难以避免，很正常的事情。

　　在后世也是一样，这闹水灾，那闹旱灾，没一年是彻底消停的。

　　但朱翊钧却有了另外的关注点，那就是兵变。

　　还是在杭州，刚发生不久，离他穿越没多长时间。

　　神情凝重起来，朱翊钧认真地听着，也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嘉靖年间，倭寇骚扰东南时，总督胡宗宪在浙江招募大批浙民为兵。

　　由于浙兵在抗倭战斗中战功显著，平定倭乱后，明廷将之改编以作护城、防汛之用。

　　这批总共四万五千人的浙兵，被编为九个营，驻扎在杭州城永昌门外的罗木营。

　　其中两个营用于守卫杭城，七个营用于防汛，月铜银九钱。

　　这项制度从嘉靖晚期开始，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

　　万历九年，朝廷为了应付空前的财政危机，决定削减兵饷，同时发行了一种新钱（铜钱）。

　　市面上新钱、旧钱同时流通，在京师，一个新钱可兑换两个旧钱。

　　但在浙江，因市民不愿使用新钱，其价值与京城恰好相反。

　　万历十年，杭州巡抚都御史吴善言根据朝廷的指令，下令减薪三分之一，并以半数新钱支付兵饷。

　　由于新钱贬值，在杭州市面上，用新钱几乎买不到东西。

　　因此，官府发放的兵饷银，在支兑成了一个大问题，兵士的生活因此而陷入困境。

　　万历十年年初，驻扎在杭州罗木营的士兵们为生计所迫，在营兵马文英、杨廷用的率领下开始兵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