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真的很奇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因为安史之乱，突然衰弱，简直让人莫名其妙。究其原因，很难说清楚，只能从开元、天宝年间发生的一些事件去推测。

　　开元中，宋璟做宰相时，应该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胀。武则天、唐高宗时期，经常实施紧缩政策，所以物价相对平稳。自狄仁杰阻止武则天建大像回收铜钱时起，一直到开元中，将近三十年，大唐一直没有控制铜钱流通。宋璟等人用尽手段，效果都不理想，为此被罢宰相。到了张九龄做宰相时，形势转变，开始通缩，市井缺铜钱，所以张九龄提出放开放政策，让民间铸钱，被绝大多数百官反对，未能实施。到了开元末、天宝初，通缩应该相当严重，铜钱的市价低于铜价，朝廷铸钱严重亏损。

　　史书不愿意提这件事，唯《旧唐书》有一句话：州县强制百姓交易时，恶钱、好钱等价。恶钱即民间铸造的纯铜不足量的钱。由此，产生了一门大生意，收朝廷铸造的好钱，运到江淮，铸成恶钱再运回长安、洛阳。史书上说，一枚好钱可以换五枚恶钱。有能力操作恶钱生意的人有两类，一类为权贵，利用漕运贩运；一类为黑社会。这种情况下，所有人存储的铜钱甚至铜器，经由各种渠道，换成恶钱。不换？一定贬值，有钱赚为什么不赚？由此，大唐度过了天宝初的通缩。然而，等李林甫反向操作，准备回收恶钱，实行紧缩政策时，遭到民间强力抵制。不得已，杨国忠出面做好人，第一次紧缩失败。为此，李林甫以各种名义，贬、窜、杀一批财赋公卿；然后，彻查漕运路。史书有些奇怪，都记载为李林甫嫉恨韦坚，所以整顿漕运，连纤夫都抓，还要连坐；直到李林甫去世，此事才告一段落。

　　天宝十一载，李林甫第二次紧缩，还是遭到民间强力抵制，还是由杨国忠出面稳定局势。可能此事太大，李林甫才抑郁而病死，或者说被毒死都有可能。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做宰相，李林甫系的官员全部贬、窜、杀，李林甫自己都被开馆，大棺材换小棺材，权贵葬改为庶民葬。可见，这时候的通胀已经相当严重，恶钱生意导致货币失控。后来，杨国忠究竟用什么方法平息通胀，史书只记载，大量铸好钱，一年用铜200万斤，相当于8年铜产量。由此推测，朝廷自己出钱，赔本回收恶钱。

　　从杜甫的经历看，他们家是恶钱生意最大受害者；天宝初，去京城长安求官时，日子还不错；去了京城候，越来越穷，以至于将家安在奉先，离长安城差不多200里地。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过程，尤其市民，赚钱更多；种地的穷人，应该受损，但不严重。李林甫之死距离安史之乱仅仅三年，不得不怀疑，恶钱引起的通胀，使得民间充满戾气。

　　可以肯定，朝堂上下，那么多被司马光称为敛聚之官下功夫，天宝年间，均田制一定实施的很好，不存在土地兼并。

　　天宝九年，李林甫裁撤折冲府府兵，只留下管理折冲府的武官吃粮饷，实际上没有府兵。后来，杨国忠征兵入蜀，从《兵车行》看，全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卒，疑似将中原残存的原府兵，全部征用。由此可以断定，南诏人根本不想与大唐打仗，在大唐逼迫之下，不得不与穷吐蕃结盟。云南战场，疑似用来消耗府兵，或者，消耗原剑南道的镇兵。史书没提，究竟是换岗还是中原兵直接上战场。这种情况下，大唐四十多万兵全部屯守边地，中原无可战之兵；安禄山举兵起事后，几次大战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原确实无兵。

　　裁撤府兵不是小事。从唐太宗时期，大唐定国策，削弱世家大族，削弱军事贵族，削弱府兵。到天宝末，世家大族入仕的子弟很多，全无家族势力。安史之乱中，尽显藩镇势力，无明显大族势力起作用。而在武则天时代，裴炎敢于行废立皇帝之事。

　　从杜甫《兵车行》，三吏三别来看，中原人不愿意打仗；所以，边军改为募兵制之后，大量使用胡人，其次就是穷人。封常清、高尚两位读书人，尤其封常清，从高仙芝随从做起，最终成为节度使。可以看出，那时候有多少穷读书人投笔从戎，连高适、岑参都要从军。时间，杜甫、李白官场总不能得志。与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时代相比，盛唐时读书人太多，朝廷并没有需求。

　　胡汉平等是唐太宗制定的国策，所以边军中，各种族、各地汉人混杂在一起，是思维最活跃的地方，也是无论出身，只看能力、战功的地方。可以猜测，大唐精英集中于边军与朝堂，而朝廷公卿才能容纳多少人？所以王维等不得志，在常理之中。

　　唐玄宗对待安禄山的态度很奇怪，不断扩充其势力，以至于身兼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人人都说安禄山必反，恐怕唐玄宗也认为安禄山必反。出人预料的是，河东、范阳、营州竟然没多少将士反对，都跟着安禄山去抢劫洛阳。如果哥舒翰灵宝之战不败，安禄山可能会回幽、营。

　　这可能跟胡汉融合有关。看唐朝历史，大唐对四夷很宽容，即便是暴乱、反叛，最多处理首领及贵族等罪魁祸首，不会殃及普通族众。所以，胡人部落遭遇灾难，而大唐不及时救援，一定会起兵反叛，即便战败，首领认罪即可。众多胡人将士把部落习气带入边军，导致镇军演变为藩镇，藩镇如同草原，以小部落为基础，组成小部落联盟，小部落联盟又组成大部落联盟。天宝后期，大唐不再调换节度使；很可能，调换也无用。一个节度使，不能给麾下大大小小的藩镇带来利益，也没有将士会听其号令。安禄山就是这样的“蛊”，能够为手下人谋利益，所以将士愿意跟随其起事抢劫。安史之乱的结局也验证了这一点，史朝义自杀，其部将投降。

　　总之，天宝年间发生的几件大事招致乱兵之祸。那时候，大唐之富裕超乎想象，贫富分化严重，阶层固化，导致严重通缩，而朝廷用恶钱生意来解决通缩，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超出底线，又引起严重通胀。裁撤府兵导致中原无兵。胡汉融合的边军，出了岔子，部落制思维占据主导。洛阳、长安两座大城太富，是恶钱生意最大赢家，让人垂涎。当长安被劫掠过一次，洛阳被劫掠数次之后，中原到了无物可抢的地步，安史之乱结束。

　　大宋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本是洛阳北市里坊。从出生起，赵皇帝汲取了洛阳人的思维，宁愿辛苦劳作，也不愿意打仗抢劫。由此看来，不仅仅宋朝读书人厌战，整个宋人都厌战。就拿燕云十六州来说，肯定比大唐征高丽要容易。然而，大宋将收复挂在嘴上，就是不去实施。以大宋的国力，持续用兵二十年，多少个燕云十六州都能拿下。

　　大宋的上升通道只有读书，当兵没前途，所以《水浒传》英雄只能落草为寇，而宋江等水浒英雄承继了大唐部落思维，最终投降朝廷。靖康耻发生时，大宋朝延续的时间，比安史之乱发生的大唐的时间差不了几年。尽管大宋皇帝、公卿都很节俭，但开封太富，惹人垂涎。更重要，民族融合是大趋势，而大宋放弃西域，放弃燕云十六州，以保证思想的纯粹，却想不到，最强力量出现在融合地。大宋熬死了大辽，熬死了大金，却没有躲过蒙古人。

　　昆仑被视为万山之祖，不是没有道理，大宋读书人却对西域深恶痛绝，在《资治通鉴》中，可以明确读出司马光的心思。如果大宋仍然延续大唐胡汉融合策略，又想办法改进，那是故事，不是大宋。所以，北宋被灭是大势所趋。宋徽宗、宋钦宗错估形势，本以为可以打一场守城战。唐玄宗世故，逼哥舒翰出战比高下；溃败之后，知道不会有长安守城战，直接逃跑。崇祯帝惨烈，直接自尽。